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乐于著书立说的“新经济时代的亿万富豪”。然而，比尔·盖茨与那位在世界上惹了许多麻烦之后又写下了一部悲天悯人的骇世之作——《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的索罗斯不同，他一般不在自己的书中谈灰暗的东西而热衷于用乐观的视角在略显疲态的商业帝国俱乐部中寻找新的“阳光地带”。当然，在盖茨先生看来，到达那片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新世界的唯一通道即是与他发财致富密切相关的全球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1999年，正当愈来愈多的黑客们热火朝天的将诸如“梅利莎”之类的超级病毒搬上全球互联网，使这条被称为“未来之路”的信息高速公路频繁陷于瘫痪的尴尬境地之际，我们所熟悉的盖茨先生毫不犹豫地推出了他的新作——《未来时速》。在这本书中，盖茨先生祭起了新的法宝——数字神经系统和商业新思维。
《未来时速》把数字神经系统定义成一个整体上相当于人的神经系统的数字系统，它能够提供完美集成的信息流，它们在正确的时间到达系统的正确地方。这个系统的存在依据据说是“数字时代的工具和连通性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和不平常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容易地获得信息，共享信息和处理信息。”在这本书中，盖茨先生请出了一批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现身说法，告诉那些志在凌云的有为青年们：“成功的企业领导将会利用管理企业的新方法带来的优势，这是不断增加的信息速度带来的优势。新方法不是将新技术用于技术本身，而是用来重新形成企业的行动。”最令人砰然心动的是，盖茨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一句人人都知道，但又羞于启齿的至理名言：“信息技术的目的就是赚钱！”
盖茨先生与古典经济学的圣哲们一样重视信息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信息充分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成败的关键性。众所周知“经济人”的假设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障碍，那就是首先任何人都无法获得有关未来行动的全部主观和客观信息，其次，即使能够获得全部所需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又都是真实的，也不可能据此推论主体就一定能够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决定。理性预期学派的泰斗们又进一步指出，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主体都不可能正当地获得其余主体所不知的信息，因而不可能因这些信息得出正确的决定从而谋取暴利。但盖茨先生却决心推翻这些陈词滥调，他所依靠的主要理论武器是两个形容词：“完美的”和“正确的”。
盖茨先生的逻辑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者，消费者，竞争对手和市场的全部信息都会在互联网上一览无余，也就是说在电子通道中外化为1和0这两个数字的信息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想知道的东西，既然所有的信息都能方便地获得，准确地感知，那么生产经营中的所有疑难杂症也就都迎刃而解了；总裁们的决定由于有了互联网而成为了明智的决定，市场部的预测由于有了互联网而成为正确的预测，如此等等。这一切的优越性的基础就都在于商务活动中的“完美集成的信息流”。尽管美国社会是一个标榜“公开，诚实，公平”的商业道德的发达市场经济社会，但即使是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跨国集团也无法使自身获得的信息实现“完美”集成。如果这个条件无法满足的话，那么盖茨先生所倡言的“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地点”的信息传递和判断决策也就会因为信息的不充分而变得十分可疑。
《未来时速》中的商业新思维是一种依赖于数字神经系统的思维方式。尽管盖茨先生反复强调这个神经系统的重要性，但纵观全书读者却始终弄不清楚这个系统除了信息传递的网络本身和终端以外究竟还有什么东西。神经系统不管有多么发达，不管可以多么敏感而迅捷地感知和传递信息，最后都要落实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如何做出适当的反应。盖茨先生的这个数字神经系统恰恰回避了这个关键。显然，最后的决定者不像是一个只知道逻辑规则和数理运算法则的傻瓜专家——计算机，而应该是计算机屏幕前的人。但凡是人就可能犯错误，人越多错误的可能性也不见得会越小，尤其是当获得的数据有问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这里面还没有考虑到即使是面对同样的材料，不同的人也会做出不同的决策，这种群体的争议在结果实实在在到来之前，经常是分不出对错高低的。盖茨先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似乎是建立一种高度依赖数字信息和逻辑规则的决策系统，用制度去保证消除随意性。为此，在这本书中，相当一批成功者的例子和决策过程被不厌其繁地罗列了出来，然而，盖茨先生恐怕不应忽略这样一个就发生他身边的活生生的例子，就在他写作这本《未来时速》之时，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生了巨额亏损，若非唤出格林斯潘登高一呼拔刀相助，这家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信息网络，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设备，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明星企业的倒闭将可能引发整个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山崩地裂。
盖茨先生热衷于向公众传播信息技术对提高效率、减少由于孤陋寡闻而产生的失误的不懈努力是值得嘉许的。尽管从奈斯比特、贝尔、托夫勒到尼葛洛庞蒂的几代未来学家和信息技术的理论先驱都在反复告诫我们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将会使我们的经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透过激动人心的恢宏画卷和浓墨重彩冷静地去认识我们身边正在兴起的变化却是必不可少的。假使盖茨先生的《未来时速》能带着我们一起去认真地思考，那显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创举，因为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被《网络为主》、《数字化生存》和各种面目的知识经济题材的书如雪崩而来的澎湃之势给弄得有些晕头转向，飘飘而不知所以然了。然而遗憾的是，在盖茨先生的书中我们所能读到的除了某些公司的成功经历和发财致富的案例外，所有的理论阐述要么是充满了不那么严肃的形容词和赞美诗，要么则是被贴上了一些诸如数字神经系统和商务新思维之类的似是而非、令人迷惑不解的华丽商标。为了证明这些商标的有效性，盖茨先生甚至在某一章中大谈了某家大电子公司是如何可在不停业的情况下收购了另一家著名的电子公司的案例，并以为这简直是在“一架飞行的飞机上更换机翼和发动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去年的大公司购并创了纪录，但人们也并未听说哪项购并是在公司停业的条件下完成的。即使向前再追溯百年历史，在停产停业的情况下去改组公司兼并企业的例子恐也是不多见的。
当然，盖茨先生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些常听常新的至理名言，如“坏消息必须尽快传递”之类，以及需将人们的创造力从繁重的文牍中解放出来的呐喊。这些思想尽管并没有什么创新火花的亮色，但给喜欢固步自封，热衷于文山会海、繁文缛节的那部份人敲敲警钟则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当这些语言出自这位几乎被人们推上偶像神坛的富豪之口，份量就更是非同寻常了。
公平地讲，经过了《未来之路》锻炼的盖茨先生的文风在《未来时速》中越发地自如平易而富于感染力了。这一点在美国60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批专栏作家的作品中是非常明显的。身为大忙人的盖茨先生在《未来时速》中所表现的写作技艺和热情令人赞赏，但也有人认为如果盖茨先生将这类书籍交给职业作家或秘书们去写，而集中精力干其他事情，比如说努力战胜以美国司法部为首的反微软联盟也许将是更有意义的。
《未来时速》一书的作者本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不过如果广大读者将这本书作为一本介绍美国大企业近期生产经营的权威性著作，再配合《后工业社会》或《第三次浪潮》之类的早期著作来阅读，也许会比将这本厚厚的著作当致富宝典之类的东西来阅读要有意义得多。苛求盖茨先生告诉我们类似《九阳真经》的致富的不二法门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个奔腾澎湃的社会原本就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一定之规可循。
（《未来时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定价：23．00元）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乐于著书立说的“新经济时代的亿万富豪”。然而，比尔·盖茨与那位在世界上惹了许多麻烦之后又写下了一部悲天悯人的骇世之作——《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的索罗斯不同，他一般不在自己的书中谈灰暗的东西而热衷于用乐观的视角在略显疲态的商业帝国俱乐部中寻找新的“阳光地带”。当然，在盖茨先生看来，到达那片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新世界的唯一通道即是与他发财致富密切相关的全球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1999年，正当愈来愈多的黑客们热火朝天的将诸如“梅利莎”之类的超级病毒搬上全球互联网，使这条被称为“未来之路”的信息高速公路频繁陷于瘫痪的尴尬境地之际，我们所熟悉的盖茨先生毫不犹豫地推出了他的新作——《未来时速》。在这本书中，盖茨先生祭起了新的法宝——数字神经系统和商业新思维。
《未来时速》把数字神经系统定义成一个整体上相当于人的神经系统的数字系统，它能够提供完美集成的信息流，它们在正确的时间到达系统的正确地方。这个系统的存在依据据说是“数字时代的工具和连通性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和不平常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容易地获得信息，共享信息和处理信息。”在这本书中，盖茨先生请出了一批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现身说法，告诉那些志在凌云的有为青年们：“成功的企业领导将会利用管理企业的新方法带来的优势，这是不断增加的信息速度带来的优势。新方法不是将新技术用于技术本身，而是用来重新形成企业的行动。”最令人砰然心动的是，盖茨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一句人人都知道，但又羞于启齿的至理名言：“信息技术的目的就是赚钱！”
盖茨先生与古典经济学的圣哲们一样重视信息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信息充分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成败的关键性。众所周知“经济人”的假设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障碍，那就是首先任何人都无法获得有关未来行动的全部主观和客观信息，其次，即使能够获得全部所需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又都是真实的，也不可能据此推论主体就一定能够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决定。理性预期学派的泰斗们又进一步指出，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主体都不可能正当地获得其余主体所不知的信息，因而不可能因这些信息得出正确的决定从而谋取暴利。但盖茨先生却决心推翻这些陈词滥调，他所依靠的主要理论武器是两个形容词：“完美的”和“正确的”。
盖茨先生的逻辑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者，消费者，竞争对手和市场的全部信息都会在互联网上一览无余，也就是说在电子通道中外化为1和0这两个数字的信息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想知道的东西，既然所有的信息都能方便地获得，准确地感知，那么生产经营中的所有疑难杂症也就都迎刃而解了；总裁们的决定由于有了互联网而成为了明智的决定，市场部的预测由于有了互联网而成为正确的预测，如此等等。这一切的优越性的基础就都在于商务活动中的“完美集成的信息流”。尽管美国社会是一个标榜“公开，诚实，公平”的商业道德的发达市场经济社会，但即使是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跨国集团也无法使自身获得的信息实现“完美”集成。如果这个条件无法满足的话，那么盖茨先生所倡言的“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地点”的信息传递和判断决策也就会因为信息的不充分而变得十分可疑。
《未来时速》中的商业新思维是一种依赖于数字神经系统的思维方式。尽管盖茨先生反复强调这个神经系统的重要性，但纵观全书读者却始终弄不清楚这个系统除了信息传递的网络本身和终端以外究竟还有什么东西。神经系统不管有多么发达，不管可以多么敏感而迅捷地感知和传递信息，最后都要落实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如何做出适当的反应。盖茨先生的这个数字神经系统恰恰回避了这个关键。显然，最后的决定者不像是一个只知道逻辑规则和数理运算法则的傻瓜专家——计算机，而应该是计算机屏幕前的人。但凡是人就可能犯错误，人越多错误的可能性也不见得会越小，尤其是当获得的数据有问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这里面还没有考虑到即使是面对同样的材料，不同的人也会做出不同的决策，这种群体的争议在结果实实在在到来之前，经常是分不出对错高低的。盖茨先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似乎是建立一种高度依赖数字信息和逻辑规则的决策系统，用制度去保证消除随意性。为此，在这本书中，相当一批成功者的例子和决策过程被不厌其繁地罗列了出来，然而，盖茨先生恐怕不应忽略这样一个就发生他身边的活生生的例子，就在他写作这本《未来时速》之时，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生了巨额亏损，若非唤出格林斯潘登高一呼拔刀相助，这家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信息网络，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设备，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明星企业的倒闭将可能引发整个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山崩地裂。
盖茨先生热衷于向公众传播信息技术对提高效率、减少由于孤陋寡闻而产生的失误的不懈努力是值得嘉许的。尽管从奈斯比特、贝尔、托夫勒到尼葛洛庞蒂的几代未来学家和信息技术的理论先驱都在反复告诫我们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将会使我们的经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透过激动人心的恢宏画卷和浓墨重彩冷静地去认识我们身边正在兴起的变化却是必不可少的。假使盖茨先生的《未来时速》能带着我们一起去认真地思考，那显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创举，因为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被《网络为主》、《数字化生存》和各种面目的知识经济题材的书如雪崩而来的澎湃之势给弄得有些晕头转向，飘飘而不知所以然了。然而遗憾的是，在盖茨先生的书中我们所能读到的除了某些公司的成功经历和发财致富的案例外，所有的理论阐述要么是充满了不那么严肃的形容词和赞美诗，要么则是被贴上了一些诸如数字神经系统和商务新思维之类的似是而非、令人迷惑不解的华丽商标。为了证明这些商标的有效性，盖茨先生甚至在某一章中大谈了某家大电子公司是如何可在不停业的情况下收购了另一家著名的电子公司的案例，并以为这简直是在“一架飞行的飞机上更换机翼和发动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去年的大公司购并创了纪录，但人们也并未听说哪项购并是在公司停业的条件下完成的。即使向前再追溯百年历史，在停产停业的情况下去改组公司兼并企业的例子恐也是不多见的。
当然，盖茨先生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些常听常新的至理名言，如“坏消息必须尽快传递”之类，以及需将人们的创造力从繁重的文牍中解放出来的呐喊。这些思想尽管并没有什么创新火花的亮色，但给喜欢固步自封，热衷于文山会海、繁文缛节的那部份人敲敲警钟则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当这些语言出自这位几乎被人们推上偶像神坛的富豪之口，份量就更是非同寻常了。
公平地讲，经过了《未来之路》锻炼的盖茨先生的文风在《未来时速》中越发地自如平易而富于感染力了。这一点在美国60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批专栏作家的作品中是非常明显的。身为大忙人的盖茨先生在《未来时速》中所表现的写作技艺和热情令人赞赏，但也有人认为如果盖茨先生将这类书籍交给职业作家或秘书们去写，而集中精力干其他事情，比如说努力战胜以美国司法部为首的反微软联盟也许将是更有意义的。
《未来时速》一书的作者本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不过如果广大读者将这本书作为一本介绍美国大企业近期生产经营的权威性著作，再配合《后工业社会》或《第三次浪潮》之类的早期著作来阅读，也许会比将这本厚厚的著作当致富宝典之类的东西来阅读要有意义得多。苛求盖茨先生告诉我们类似《九阳真经》的致富的不二法门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个奔腾澎湃的社会原本就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一定之规可循。
（《未来时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定价：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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